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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印度企業的社會責任法律規制研究

來源:中國法學網

作者:金玉珍

摘要:企業社會責任是隨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企業財富的增加產生的企業責任形式。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國內外都未曾停止過,但將之上升到法律層面的則只有印度一個國家。研究印度公司法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定,無論對公司法的研究和今后我國關于公司回饋社會制度的研究都將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公司法、CSR、NGO、凈資產、會計年度


一、引言

企業的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一般是指企業追求商業利潤過程中作為社會成員的一種責任。[[1] 這一概念是從20世界30年代開始使用,引自楊力:“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化”,載于《法學研究》2014年第5期,第132頁。][1]這既是強調企業的“自主參與”同時也是社會對各成員提出的“道德責任”。[[2] 周勇:”論責任、企業責任與企業社會責任“,載于《武漢科技大學學報》,2003年第5卷第4期,第30頁至第32頁。][2]近些年來我國關于CSR的討論已經擴大到“作為社會契約”的當事人應承擔的義務,即應將上述“道德義務”認定為“法律義務”的層面。[[3] CSR概念可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博愛責任”,“倫理責任”等。其中法律責任是指企業作為社會成員負有主動守法的責任。因此CSR概念中的“法律責任”和本文所指“將CSR作為法定義務”的主張是不同的。][3]

自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在紐約時報發表“契約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利潤”,[[4] Milton Friedman , ”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 , 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70.9.13。][4]引發了廣泛的討論。他批評企業為什么要承擔社會責任?為什么企業要建造養老院、醫院、福利設施呢,既然政府收稅就應該是國家的義務。弗里德曼的觀點得到了CSR反對者的支持,但也受到持強調CSR重要性意見者的批評。[[5] Andrew Cran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6。][5]包括歐盟在內的發達國家從CSR的法定義務角度出發,[[6] 歐美關于CSR法制化的討論可參考: Olufemi Amao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uman Right and the Law :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11。][6]提出制定強制要求跨國企業開展CSR活動的建議。[[7] Jennifer A. Zerk,Multinationa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mitation and Opportunities insInternational Law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10。][7]改革開放后我國較早關注研究企業社會責任文章發表于2002年。[[8] 仲大軍:“當前企業的社會責任”,載于《專家觀點》,2002年第38期。][8]仲大軍教授的文章從企業與社會、企業與效益等各個方面展開了討論,自此企業社會責任逐漸在我國得到關注并得到廣泛的討論。

印度新公司法(The Companies Act,2013)自2014年開始實施。該法從完善支配結構、緩和規制和自由化、公示和會計制度的強化、提高效力、保護投資者利益等方面對1956年公司法進行了全面修訂。但印度新公司法最突出的貢獻是第135條的規定,即強制要求企業提交CSR活動報告并規定了具體的支出比例。目前我國關于印度CSR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該制度的介紹,[[9] In-Soo Han and Haripriya Gundimeda,”The Poverty Reduction in India and The Global Corporate Citizenship of Korean Companies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19(2),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 at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13,p186-223。][9]而對該制度產生的印度社會內部背景和實施情況的論述則較為少見。

本文首先討論印度公司法中CSR活動義務化的社會意義,然后再分析適用CSR義務化企業的實際活動效果,最后提出并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這即是對印度強制CSR活動立法的探討,也為我國今后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立法的討論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二、印度的CSR法制化過程和主要內容

(一)CSR法制化的背景和過程

印度討論CSR法律化始于2009年的公司法[[10] 印度公司法法理以傳統英國普通法的概念的背景。但印度企業法的實務和理論主要適用1932年議會立法,即印度合伙法(Indian Partnership Act,1932)和1956年印度公司法(Indian Companies Act,1956),因此與以適用民法典和商法典為中心的大陸法傳統有類似的一面。][10]修正案。2009年印度公司法修正案初稿并無CSR的相關規定,但在同年度公布的“企業社會責任指南(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Voluntary Guideline 2009)”第一次提及,在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度議會上則開始討論CSR的義務化問題。[[11] 孫繼榮:“ISO26000——社會責任發展的里程碑和新起點”,載于《WTO經濟導刊》 ,2010年第10期,第60-63頁。][11]此后2011年公司法修正案(Companies Bill No.121)中明確規定了CSR義務化的條款,該內容經過2012年12月18日印度下議院(Lok Sabha)和2013年8月8日上議院(Rajya Sabha)的審議,最終經總統簽署得以公布,整個過程比較順利。社會可否強制企業開展CSR活動是涉及企業的社會性和政治制度的一個哲學問題。CSR是企業作為社會成員,自發性地為社會需要人群提供幫助,從法理上來看并非基于法律義務,而是類似《善良的撒瑪利亞人》(Good Samaritan )概念的道德義務。[[12] 余少祥:“盡快制定我國的’好撒瑪利亞人法’”,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 年10 月15 日第 A07 版。][12]《善良的撒瑪利亞人法》是倫理和法律交織的結果,而印度公司法對CSR的強制也是其交織的體現。但印度內閣能夠輕松地通過新公司法中的CSR條款有其特殊背景。

首先是印度社會長期存在的博愛思想為CSR的強化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印度因受印度教(Hinduism)等宗教的影響,始終存在扶助弱者的思想。近代印度根據印度教等宗教建了大量寺廟幫扶貧困,或開展以救助人們從饑餓和疾病中解脫出來為目的的捐助活動[[13] 參考上述注。][13],從此印度企業自然形成了扶傾濟弱的傳統。在英國殖民時期,印度企業認識到必須以信托思想(Trusteeship)[[14] 印度的信托思想是指富人在自己所有的財富(財產)中除去最少部分視為對于窮苦人的信托(trust),應為國家和地區使用。][14]基礎為國家和地區經濟以及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并開始從事擔負社會開發和改革等承擔社會責任的實踐活動。當時企業主要集中于學校的建設和提高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活質量的提高。甘地和印度國民會議(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也在這一背景下得到了高度關注和發展。最近印度國民會議也以農村、貧困階層、社會弱者的支持為基礎活躍于印度政治舞臺。印度新公司法增加CSR義務條款也是出于預算壓力所致。一方面印度因長期財政赤字始終無法填補福利支出的窟窿,另一方面為了維持經濟蕭條造成的,搖搖欲墜的政府的支持率,必須強行實施社會福利政策。最終印度政府交出的解決方案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強制開展CSR活動,通過企業資金支撐社會福利政策。

印度通過2014年的大選,具有親企業傾向的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取得勝利并開始執政,因此印度企業曾期待莫迪及其政府能刪除CSR義務條款或架空該條款的效力。但是與企業家們的設想相悖,莫迪了提出“一家一住宅”政策目標,準備將企業再開發貧民窟認定為CSR活動。[[15] 此后印度政府開始更加關注企業CSR的實踐,如企業宣傳道路安全、派遣道路安全駕駛教育師,法律和醫療支援,地區開發,為貧困居民提供免費午餐等被CSR法認定為CSR的活動。][15]于是在莫迪的領導和執政黨的輔佐下反對聲逐漸平息,修改的公司法正式發生效力。

(二)CSR義務條款與實施令的內容

印度修訂公司法第135條規定的CSR義務的內容主要是具備一定規模以上的印度公司,應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開展奉獻社會的活動。具體主要是指具備一定規模以上的印度公司,需要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參與社會奉獻活動,上述內容主要體現在第135條,具體如下:[[16] Caroline Van Zile :”Creative Capitalism Meets Creative Regulat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 , Asian pacific Law &Policy Journal(13),2012,p271-275。][16]

1.會計年度凈資產為500克若爾[[17] 克若爾即crore,是印度貨幣計算單位,1克若爾相當于1000萬印度盧比。 ][17]以上或營業收入達1000萬克若爾以上或凈利潤5克若爾以上公司應設立包括獨立董事1人在內,3人以上董事組成的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2.上述董事會報告中應公示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的組成。

3.企業的社會責任委員會應實施或從事以下活動:

(1)制定或向公司建議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條款;

(2)提出上述實施活動所需總費用;

(3)實時監督企業的社會責任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4.上述(1)中的公司董事會應采取以下措施。

(1)董事會在采納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后,應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予以公示,并盡可能以固定形式在本公司網站公布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的內容。

(2)保障公司實施企業社會政策的活動。

5.與上述1相關公司的董事會為推進每會計年度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的實施,應保障前3個會計年度平均凈利潤的2%得以支出。董事會應優先向企業社會責任實施地或周邊地區支出法定企業社會責任金,未支付法定金額的,董事會應根據第134條第3款第O項的規定在報告中明示未支出理由。

隨公司法的修改,印度企業部(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于2014年2月出臺第135條的實施令即《2014年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方針)規則》(Compan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licy) Rules),嘗試制度的具體實施。[[18] 此處《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方針)規則》(Compan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licy) Rules)譯為“實施令”,是為預防企業對修訂公司法第135條的理解混亂,實施令補充了該條款的立法目的和可認定為CSR活動的范圍。][18]該實施令由9個條文構成,為防止適用新公司法第135條可能會產生的混亂,實施令明確了可被認定為CSR活動的范圍,CSR的義務性和CSR公示制度的內容,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該實施令于2014年2月出臺至今在整體結構和內容上并沒有大的變化,只是在2014年9月和2015年5月增加了部分條款。首先,在2014年9月的修訂中明確了CSR活動經費中可包括實施活動所需聘請專家和機構及管理過程中產生的費用;在2016年5月的修訂中增加新規定:公司直接或與其他機構共同設立的慈善團體,欲將其開展的支援活動被認定為CSR活動的,該團體應有持續3年的實際業績。具體為:

第1條:執行CSR政策規定,應提交公司法第135條凈利潤2%的主體為為符合2013年印度公司法規定的所有公司,當然也包括進軍印度的中國企業也應按照上述法律的規定執行CSR的規定。

第4條第4款:CSR活動只能在印度境內開展,在國外開展的則不能認定為CSR。

第4條第6款:企業可通過在印度境內活動的信托、社會團體或慈善團體實施,這些機構并非由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或相關公司設立,并已有3年相關CSR活動經驗。[[19] 2014年的上述規定在2016年得到完善,增加了公司直接或與其他機構共同設立慈善團體開展支援活動并同時又想被認定為CSR活動的,應確保“有3年的實施或實施類似項目的實際業績”的規定。從而使CSR剛被義務化時被排除在外的,由公司自己成立的慈善團體開展的CSR活動也被納入到CSR義務活動范圍內。][19]一般情況下,多數企業的部分CSR活動是通過支援NGO活動的形式代替(最高為法定金額的5%)。

第9條:應以年度董事會報告公示公布是否滿足第135條所定條件,并同時應登載于本公司的網站中,使普通人也能輕松了解相應企業的CSR活動。[[20] 董事會年度報告應包括CSR政策和CSR項目、公司CSR委員會的組成、上一個3個會計年度平均凈利潤、CSR預算、CSR支出明細,未達到法定2%支出的理由、委員會對CSR的評估結果等,此處依據為實施令的第8條和第9條。][20]

印度公司法第135條及其實施令規定一定規模的公司負有開展CSR活動的義務。但是公司法和實施令都沒有規定違反上述義務將受到的處罰,從而也造成上述規定并沒有得到積極的落實現象。

三、對于CSR法制化的評價和批判

盡管印度為世界獻上其特有的“經濟貢獻”方式將CSR法定化和義務化,但關于印度公司法的修訂相關討論則方興未艾。該制度是立足于時代精神的,具有開創性的舉措,但也有人認為將本應屬于慈善范疇的領域強制法定化,是政府把自己對社會的義務和責任轉嫁到企業的行為。[[21] (韓國)柳智慧:“印度CSR義務化和我國企業的法律風險”,載于《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世界之窗》,2014年9月。][21]上述理解的區別在在于社會公共利益優先還是公司和股東利益優先的問題。但正如作者所述,印度公司法CSR的法制化具有印度特殊的社會經濟背景,因此伴隨CSR法制化各種討論也接踵而至。

(一)印度企業對CSR法制化的批判

印度公司法修訂案一經公布,立刻引起包括企業在內的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其中不乏憂慮之聲。他們認為“企業本應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不應擔負社會責任”,從而體現了傳統自由主義思想的立場。即把社會責任理解為公益的開展,認為把公益推向企業或經營者身上會帶來多重危險。企業反對CSR活動或CSR法律化,其根據可分為以下四種。①開展CSR必將產生社會費用的企業內部化,從而增加生產成本并造成利潤的減少,最終將威脅企業的生存。②經營者參與CSR活動將有悖于經營者作為股東服務者的傳統公司法上的責任。③通過法律強制和行政壓力強制推行CSR,是政府對企業活動的介入,可能會再次出現政經合一或官商企業,從而導致自由主義企業體制的崩潰。④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從其終極意義而言是實現人民最高福祉的源動力,因此社會也應為企業提供專注于企業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環境。拉賈吉里(Rajagiri )經營大學CSR中心Salim教授指出印度企業的立場主要以①至④為依據。①相關印度企業的主張主要是基于CSR的臨時性,認為CSR活動屬于臨時的慈善且只能取得短期效果。以號召力而言,企業與政府特有的力度相差甚遠,即便有龐大資金的投入,也會因其非專業性和號召力和組織力的欠缺而收效甚微。慈善本應由政府開展,應由政府作為主體而非企業來擔當。事實上2013年除TATA steel[[22] 塔塔鋼鐵公司(TATA steel)集團因數十年都將年度股東分紅的1/3用于CSR的支出而聞名于世。][22]外沒有公司將其凈利潤的2%作為CSR的支出。[[23] Arpit Gupta,”Mandatory CSR in the Companies Bill,2011:Are We There yet?”,Nalsar Student Law Review 8,Nalsar university of law,2013,p.41。][23]與④相關印度工商會長哈里希馬里瓦拉(Harish Mariwala)就曾在CSR法律化之前預言該制度可能“低效,企業會極力規避”。他認為政府用企業的資金謀社會福利,會阻礙企業對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最終將影響到企業在當地發揮其分配資源和服務的基礎性作用。

印度主要汽車制造商TVS集團董事長維努?斯利尼瓦桑(Venu Srinivasan)認為“CSR義務化只會增加新形式的稅收而已。企業負擔的法人稅在近10年持續增加,已經達到34%的高標準,政府用這筆錢完全可以開展形式多樣的各種救助。

根據Salim教授的預測,[[24] 政策的實施初期也存在一定問題。拉賈吉里大學Salim教授指出根據印度公司法修正案公布當年公布的預算案即2013-14會計年度預算案,只有年銷售額達1億盧比以上的印度企業,其法人稅的追加負擔部分由原來的5%增加到10%,外國企業由2%增加到5%。而2%的CSR義務化規定則可能會引發企業的反稅現象。][24]在政府依賴企業,國家運營的大部分也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企業發揮作用的情形下,印度政府不顧上述批評制定違反CSR的處罰性規定相當有難度。他認為至少在制度的實施初期,政府應耐心地應對可能出現的混亂,用下位法的規定使CSR的規定更加具體化,繼續加大對企業的宣傳使其更加了解CSR法制化的意義和宗旨。雖然印度從較早就對CSR有積極的認識,但法律化是另一個問題。

(二)法制化后印度出現的現象和問題

根據印度公司法第135條規定在CSR活動義務化的2015年,首批適用對象中460家企業向政府提交的年度報告能很好說明該制度實施初期的情況。根據這些報告,這些企業的一半以上在2015年會計年度CSR活度支出額都沒有達到法律規定的金額。根據VIVO的分析,在符合CSR義務化規定的全印度企業中只有18%的企業達到2%的支出標準,其中卻看不到印度十大企業的身影。[[25] Economic Times,’Mahindra&Mahindra tops CSR list in India even as companies scale upoerations’’,2015.10.26. ][25]

根據印度公司法第135條和實施令的規定,沒有達到2%支出標準的企業應通過年度報告和互聯網明確解釋其理由。印度最大通信產業Airtel在其年度報告中指出“本公司雖為CSR義務活動化的適用對象,但公司立刻響應該法案的規定尚有許多困難。本公司正處于努力響應CSR規定攻堅階段”。綜合沒有達到2%支出額的企業在其年度報告中指出的主要原因,主要有“實施第一年”,“尚未開發相應的程序”,“沒有找到合適的 代理機構”等。

實際上在印度除了幾家大型企業外,大部分的中小企業和外企更關注的是企業赤字而非CSR的履行。雖然CSR已經法律化,但是相當一部分企業仍因為經營上的各種問題而難以為繼。同時該制度的副作用也隨之顯現。根據英國Guardian的報道,中小企業基本上是捐給NGO,而NGO將手續費扣除之后又返還剩余回扣。而且因CSR的法律化導致許多未注冊的NGO找到投資企業尋求合作,結果企業又得先尋找可靠的NGO再實施監督成為前期不可回避的問題。這就造成那些真正需要支援的小規模的NGO得不到支持,龐大的資金最終集中到規模大的NGO。[[27] Guadian,’indian law requires companies to give 2% of profits to charity. Is it working?’,2016.4.5。][27]

除上述情況外也出現一些與CSR依存NGO無關的問題。首先,與政府倡導制定持續的CSR計劃無關,事實是企業更關注如何將活動認定為CSR活動和用多少資金,而不是關注資金用在哪或怎么用。其次,即便沒有應對CSR法制化的時間或者是經驗,但欲期待法制化取得效果,也應有提高CSR效率相關補充措施。破除印度社會的頑疾——貧困和改善基礎設施,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和進行結構化改革,但想通過更具有私利性和難以稱之為規模性經濟的企業達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則很難實現。既然涉及市場效應,必然離不開上述現象中存在的重復投資問題。大型企業、大制造商以及其合作公司、銷售商通常集中在大城市或臨近城市,為了取得市場效應CSR的支出也有可能集中在大城市。此時CSR的效果很難惠及更期待CSR發揮作用的中小城市或村落,或用于“表列種姓(scheduled caste) ”或 居住于“表列部落 (scheduled tribe) ”的人們。結果是可能會出現CSR重復活動造成的低效現象。

事實也是如此。印度快報(The Indian Expres)報道主要在印度安德拉普拉德什市和特朗加納州等規模大的州吸收了大量CSR的支出,相反,規模小的州或多數聯邦直轄市使用的CSR活動的總規模反而比往年減少。尤其是特別需要CSR發揮作用的印度東北部的阿魯納查爾邦、米佐拉姆邦、那加蘭等支出的CSR規模都在減少。[[28] 安德拉普拉德什和特朗加納州各占629.7crore, 馬哈拉什特拉邦占529crore,以上各占支出規模的第1至3位,其后是古吉拉特邦、拉賈斯坦邦、泰米爾納杜邦等。][28]但是總體而言,2015-16會計年度CSR的活動費從上一年度的500億盧比增加了28%,比實施第一年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如果有具體的處罰條款則可以期待更多的費用。當然也不能把企業不積極參與CSR活動的原因僅僅歸結到處罰條款的不足。雖然印度企業有開展CSR活動的傳統,并已積累一定經驗,但終究是慈善和道德上的義務的履行,其與中長期的法律義務的履行明顯不同。如上所述企業將CSR活動經費用于何處支出多少,目前尚缺乏系統性和統一的配置,需要企業適應公司法對CSR的規定,很明顯印度政府給企業適應和發展CSR體制的時間并不充足。

印度政府需要加大對企業的宣傳,使其不斷增加對CSR的認識和實踐上的指導。企業需要探索圍繞CSR活動與政府合作或企業間合作的可能性。正如克拉拉科恩邦的拉賈吉里經營大學,產學(產業和學校)合作開展的非常活躍,該學校在校內設立CSR部門或NGO,接受企業的資金委托實施CSR,持續以企業為對象開展CSR想過講演和培訓。印度工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ies)也定期舉辦大規模的CSR技巧共享研討會等。

四、改善方案

上述問題體現出CSR義務化實施過程中缺乏效率性和衡平性的問題。效率不高是因為企業沒有像政府期待的積極參與CSR活動,而且已經開展的CSR活動效果也并不顯著。衡平性的問題是NGO或各地區可從CSR活動得到的企業的資源差異大,分布不均衡。

(一)提高效率

如欲提高效率,必須制定詳細的違反CSR義務的處罰性規定。印度國內外的研究也提及CSR活動未達到預期效果的原因在于處罰條款不完善等。拉賈吉里大學的Salim教授也提出為了CSR政策的發展,當務之急是完善處罰條款的規定。

印度企業部曾預測在2014-15會計年度企業CSR活動費為500億盧比,但這不過是公司法修改后發生效力前各媒體預測的1000億盧比的一半。[[29] 參照腳注30。][29]也有人認為2015-16年度CSR整體支出金額與上一年度比增加28%是因為企業逐漸適應法律的規定,CSR活動得到改善是因為更多企業積極參與了政府主導的CSR項目,印度政府已經給企業提供了支出金額標準和支出方向上的規定。印度政府一直致力于企業資源的有效利用并將之分配于亟需之處。企業可通過參與政府項目,低風險順利支出CSR費用,如購入國債等,這樣可以通過媒體報道等得到宣傳,從而也會起到良好的市場效應。[[30] 例如自從莫迪總理主導的“緊急救濟基金”(Relief Fund)被認定為CSR活動后,原本全年度只有14億盧比的母基金,到了2015-16會計年度后達到57億盧比,增加了4倍。Indian Expres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pend up, still short of target’,2016.10.26。][30]

有人認為在2%的基礎上政府還誘導資金的用處,可能會對企業的自律性造成嚴重的傷害。事實上法律連違反支出義務的處罰性規定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指導作用并不會對企業的裁量權和自律性造成多大影響。因為印度尚未頒布CSR活動指南相關的指導意見,多數企業更多是想參與風險小且由印度政府主導的項目。政府組織的項目本身是符合CSR宗旨的,有人認為企業參與這些項目才是真正的CSR實踐。如果在被印度政府認為是社會福祉所必需的項目上設立詳細的指南手冊或具體流程,企業通過CSR活動參與的項目,比起之前資金金額和流向都模糊的情況相比確實會極大地提高CSR活動效率。例如教育、環境、醫療保健等所有領域,在亟需CSR發揮作用的地區(東北多數地區),如果設立采取上述措施將會對在CSR法律化之后反而變少的局面起到根本性扭轉的局面。

在上述基礎上再設立處罰條款,符合條件的企業就會考慮將CSR活動資金用于聯邦政府所列開發指數表中處于下位的,改善欠發達地區人們的生活項目,從而明顯提高CSR活動效果。但是對于偏遠的東北地區或印度南部,如若使TVS等企業積極參與活動,就需要解決更多現實問題。對于那些將CSR視為“另一種形式的稅”企業來說,為它們提供減稅等稅收上的優惠政策或許是一種解決方案。

(二)注重公平

當然并非僅僅依靠上述幾個方案就能解決地區平衡發展的問題。CSR的支出差異在印度各州都在發生,而相對而言欠發展的州的CSR支出更少。而且在同一州內也會有長期處于貧困的村落其文盲率得不到改善,安全飲食等都沒有得到CSR活動惠及的問題。

像泰米爾納、欽奈等大型工廠和企業駐扎地區的居民,因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在CSR義務化之前就持續得到支援,但位于同一州的其他地區則很少得到過CSR的支援。

很多NGO認為應該將企業可分配于NGO的預算額由原來的5%提高到10%。考察從公司法修改前就開展活動的NGO,可得出他們更傾向于改善那些企業不喜歡的比哈爾邦等內陸農村地區的生活環境。從這些NGO長期開展活動的經驗和已形成的成熟體系而言,提高企業向NGO分配額度可能會對平衡經濟發展和提高NGO-CSR活動效力取得更積極的效果。

依據現行法的規定NGO可從企業得到的CSR資金是企業凈資產的0.1%,達到CSR義務化標準5crore的企業可以向NGO委托0.05crore。印度超2萬個的NGO從企業得到的CSR活動費非常少,在印度NGO與企業的關系是基于信任的關系,大型企業往往直接設立CSR財團。[[31] 在2014-15會計年度直接設立CSR財團的大型企業就有99家,2015-16年度就增加到153家。詳細請參照腳注32的報道。][31]因此即便政府應NGO的要求將上線提高到10%,如果企業并不傾向于委托NGO則很難取得實際效果。如欲提高CSR活動效果關鍵在于提高企業的積極性。通訊公司和銀行都是不分城鄉在全國范圍內設立網點,最適合作為CSR的活動主體,因此有效手段就是開展微金融(Micro Finance,或Micro Credit)。正如孟加拉國著名的格萊珉(Grameen)銀行 ,利用南亞地區廣泛的流通網,將CSR與通訊和銀行的作用結合起來。[[32] 朝鮮Biz’諾貝爾獎和平獎得主孟加拉國格萊珉銀行“陷入’國有化’混戰?”,載于韓國期刊《朝鮮Biz》,2013年8月9日版。][32]當然也出現了棘手問題。印度和南亞地區都出現過小微金融活動淪落為合法高利貸手段的現象。在一些貧困地區甚至衍生出25%以上的高利貸行業。2011年安德拉邦政府出臺旨在禁止高息貸款和強制還款的微金融(Micro finance Institution)規制法(Andra Pradesh Micro finace institution act)后,[[33] 印度聯邦政府也出臺了小微金融機構法(Micro Finance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Bill 2011)。][33]相關企業的損失就達到了650億盧比。[[34] 實際上印度具體代表性的小微金融機構可從大銀行籌措利息11%-15%的貸款,再以28%-30%的利息放款。這些機構在上述法出臺后大部分都已破產。][34]因此通過微金融想同時達到“事業的成功”和“脫貧”兩種目的比較困難。[[35] 喬納森·默多克(Jonathan Morduch)使用“小微金融分裂”(Micro finace schism)一詞,主張“多數貧民無法支付高利率利息”,因此小微金融只能選擇“忠于自我運營”和“以貧民為對象”之一。請參照Jonathan Morduch:“The Microfinace Schism”,載于《World Development 28(4),Elsevier 2000,p.618》。][35]

但是只要認真整合和完善法律資源,小微金融也可能會重新取得肯定性結果,從某種程度上也會成為解決CSR不平衡支出的一種手段。高利率和高償還率雖然無法并存,但CSR活動本身并不是追求利益的事業。只要政府盡可能提高居民的償還率,并為居民提供積極改善生活質量為動機的恰當的利率,就會可能會取得正面效果。作為參考可仿效由31家印度小微金融機構組成的小額信貸機構網(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Network)的做法。為了防止無償還能力者的貸款,這些金融機構利用本國的個人信用評價機構Credit Inrormation Bureau 和Highmark Credit Information Service共享微小金融貸款人的信息。這些機構會向地方貧困層提供50美元以下的小額貸款,貸款申請人1人可貸3個以上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金額不能超過5萬盧比。這些機構的成長率雖然低,但也為CSR的實踐提供了重要參考。

微小金融如欲達到為平民或貧民提供適合的金融商品和服務,就需要與地方政府和NGO等開展深入的合作。與通訊公司和生產商合作為貧困地區提供低價手機,銀行等機構可以通過手機等通訊設施提供網上小額貸款等服務也應成為CSR活動的履行形式。這將為受貨幣改革影響造成不穩定的地區提供一定便利。[[36] 2016年11月印度總理莫迪進行貨幣改革,禁止使用高面值貨幣500盧比和1000盧比的紙幣并以新幣取代。但因此項措施并未事先通報而實施,各經濟主體適應期嚴重不足。且新幣種供應量無法跟進需求量,對民營經濟造成持續性的打擊。韓國“聯合新聞”:印度貨幣改革限于長期資金不足狀態,2016年12月29日。

五、結語

印度CSR的法制是世界罕見的立法例,是基于印度國內特有文化為背景的制度。但是鑒于印度市場的重要性以及對于中國企業的影響,我國應關注包括CSR在內的印度的法律制度。我國學界尚未對印度的法律制度給予相應的重視,關于CSR也僅限于新聞報道或簡單的介紹,尚未涉及CSR對中國企業的影響及應對方案,以及該法律制度對整個印度社會帶來影響的研究。根據本文我們可以了解到印度公司法上的CSR尚未發揮到使印度擺脫貧困和基本生活所需構建基礎建設的作用。最近會計年度發表的印度公司的CSR顯示,無論從具體金額還是活動質量都與當初印度政府和社會的期待相差甚遠。因此總結出的問題是首先,CSR法制化需要一定物理上的時間;其次是因缺乏違反支出2%凈收益的規定時的處罰性規定,企業不愿意繳納法律規定的支出金額,因此為了該法扎根于社會就需要印度政府廣泛采納社會各界建議完善該項制度。最后對于那些急需依賴CSR發揮作用的地區和人們而言,現行法律在其效率性和公平性尚需完善。

一般來說企業更關注的是如何擺脫對于企業追逐利潤的限制,而非通過CSR活動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而且即便開展活動也只想把資金用在可以被認定為CSR活動的地方。因此需要時間改變企業認識等且不論,為了實現印度社會“最需要的地方給予最需要的幫助”,應從聯邦政府角度出臺相冊政策促使企業積極支出CSR款項。

CSR法制化對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和多角度的,因此也需要與其他領域的研究相聯系綜合考察印度的社會開發。CSR概念是受全世界關注的制度,今后也可能在我國開展CSR法制化的討論。但是印度的CSR是較激進的,而且存在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和衍生出一些社會問題。因此從短期來看我們應立足于為進入印度的中國公司提供對策性服務,從長期來看可以考慮CSR活動制度或法律化對社會的影響的討論。

注釋:

[1] 這一概念是從20世界30年代開始使用,引自楊力:“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化”,載于《法學研究》2014年第5期,第132頁。

[2] 周勇:”論責任、企業責任與企業社會責任“,載于《武漢科技大學學報》,2003年第5卷第4期,第30頁至第32頁。

[3] CSR概念可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博愛責任”,“倫理責任”等。其中法律責任是指企業作為社會成員負有主動守法的責任。因此CSR概念中的“法律責任”和本文所指“將CSR作為法定義務”的主張是不同的。

[4] Milton Friedman , ”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 , 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70.9.13。

[5] Andrew Cran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6。

[6] 歐美關于CSR法制化的討論可參考: Olufemi Amao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uman Right and the Law :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11。

[7] Jennifer A. Zerk,Multinationa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mitation and Opportunities insInternational Law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10。

[8] 仲大軍:“當前企業的社會責任”,載于《專家觀點》,2002年第38期。

[9] In-Soo Han and Haripriya Gundimeda,”The Poverty Reduction in India and The Global Corporate Citizenship of Korean Companies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19(2),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 at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13,p186-223。

[10] 印度公司法法理以傳統英國普通法的概念的背景。但印度企業法的實務和理論主要適用1932年議會立法,即印度合伙法(Indian Partnership Act,1932)和1956年印度公司法(Indian Companies Act,1956),因此與以適用民法典和商法典為中心的大陸法傳統有類似的一面。

[11] 孫繼榮:“ISO26000——社會責任發展的里程碑和新起點”,載于《WTO經濟導刊》 ,2010年第10期,第60-63頁。

[12] 余少祥:“盡快制定我國的’好撒瑪利亞人法’”,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 年10 月15 日第 A07 版。

[13] 參考上述注。

[14] 印度的信托思想是指富人在自己所有的財富(財產)中除去最少部分視為對于窮苦人的信托(trust),應為國家和地區使用。

[15] 此后印度政府開始更加關注企業CSR的實踐,如企業宣傳道路安全、派遣道路安全駕駛教育師,法律和醫療支援,地區開發,為貧困居民提供免費午餐等被CSR法認定為CSR的活動。

[16] Caroline Van Zile :”Creative Capitalism Meets Creative Regulat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 , Asian pacific Law &Policy Journal(13),2012,p271-275。

[17] 克若爾即crore,是印度貨幣計算單位,1克若爾相當于1000萬印度盧比。

[18] 此處《2014年(企業社會責任方針)規則》(Compan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licy) Rules)譯為“實施令”,是為預防企業對修訂公司法第135條的理解混亂,實施令補充了該條款的立法目的和可認定為CSR活動的范圍。

[19] 2014年的上述規定在2016年得到完善,增加了公司直接或與其他機構共同設立慈善團體開展支援活動并同時又想被認定為CSR活動的,應確保“有3年的實施或實施類似項目的實際業績”的規定。從而使CSR剛被義務化時被排除在外的,由公司自己成立的慈善團體開展的CSR活動也被納入到CSR義務活動范圍內。

[20] 董事會年度報告應包括CSR政策和CSR項目、公司CSR委員會的組成、上一個3個會計年度平均凈利潤、CSR預算、CSR支出明細,未達到法定2%支出的理由、委員會對CSR的評估結果等,此處依據為實施令的第8條和第9條。

[21] (韓國)柳智慧:“印度CSR義務化和我國企業的法律風險”,載于《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世界之窗》,2014年9月。

[22] 塔塔鋼鐵公司(TATA steel)集團因數十年都將年度股東分紅的1/3用于CSR的支出而聞名于世。

[23] Arpit Gupta,”Mandatory CSR in the Companies Bill,2011:Are We There yet?”,Nalsar Student Law Review 8,Nalsar university of law,2013,p.41。

[24] 政策的實施初期也存在一定問題。拉賈吉里大學Salim教授指出根據印度公司法修正案公布當年公布的預算案即2013-14會計年度預算案,只有年銷售額達1億盧比以上的印度企業,其法人稅的追加負擔部分由原來的5%增加到10%,外國企業由2%增加到5%。而2%的CSR義務化規定則可能會引發企業的反稅現象。

[25] Economic Times,’Mahindra&Mahindra tops CSR list in India even as companies scale upoerations’’,2015.10.26.

[27] Guadian,’indian law requires companies to give 2% of profits to charity. Is it working?’,2016.4.5。

[28] 安德拉普拉德什和特朗加納州各占629.7crore, 馬哈拉什特拉邦占529crore,以上各占支出規模的第1至3位,其后是古吉拉特邦、拉賈斯坦邦、泰米爾納杜邦等。

[29] 參照腳注30。

[30] 例如自從莫迪總理主導的“緊急救濟基金”(Relief Fund)被認定為CSR活動后,原本全年度只有14億盧比的母基金,到了2015-16會計年度后達到57億盧比,增加了4倍。Indian Expres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pend up, still short of target’,2016.10.26。

[31] 在2014-15會計年度直接設立CSR財團的大型企業就有99家,2015-16年度就增加到153家。詳細請參照腳注32的報道。

[32] 朝鮮Biz’諾貝爾獎和平獎得主孟加拉國格萊珉銀行“陷入’國有化’混戰?”,載于韓國期刊《朝鮮Biz》,2013年8月9日版。

[33] 印度聯邦政府也出臺了小微金融機構法(Micro Finance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Bill 2011)。

[34] 實際上印度具體代表性的小微金融機構可從大銀行籌措利息11%-15%的貸款,再以28%-30%的利息放款。這些機構在上述法出臺后大部分都已破產。

[35] 喬納森·默多克(Jonathan Morduch)使用“小微金融分裂”(Micro finace schism)一詞,主張“多數貧民無法支付高利率利息”,因此小微金融只能選擇“忠于自我運營”和“以貧民為對象”之一。請參照Jonathan Morduch:“The Microfinace Schism”,載于《World Development 28(4),Elsevier 2000,p.618》。

[36] 2016年11月印度總理莫迪進行貨幣改革,禁止使用高面值貨幣500盧比和1000盧比的紙幣并以新幣取代。但因此項措施并未事先通報而實施,各經濟主體適應期嚴重不足。且新幣種供應量無法跟進需求量,對民營經濟造成持續性的打擊。韓國“聯合新聞”:印度貨幣改革限于長期資金不足狀態,2016年12月29日。

作者簡介:金玉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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